2009年7月17日下午至18日上午，北京社会科学院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及其党支部在昌平举办了学术论坛活动。7月17日下午，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在九华山庄举办了学术论坛活动，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王至元教授应邀出席本次论坛，作了题为“金融危机的影响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学术报告。论坛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科社所所长许传玺教授主持，科社全体成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王至元教授在学术报告中针对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与中国经济发展，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阐释。

    第一，简要回顾并介绍了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大危机的演变过程和基本情况。王至元教授认为，此次经济危机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7年春，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第二阶段是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产进一步引发美国和国际金融危机；第三阶段是2008年底以后演变为迄今仍在持续的世界实体经济危机。由于世界各国能汲取大萧条教训而协同努力应对危机，较为及时地采取了空前大规模的货币、财政刺激措施，在今年5月以后，出现了经济大危机见底的一些迹象，但“U”型危机走势底部有多长仍未可知。核心数据足以充分表明，此次危机的确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大危机，而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加速是导致该大危机迅速蔓延的重要原因。在此次经济大危机中，由于美国拥有发行世界货币美元的金融霸权可以转嫁损失，以及美国政府反应较快等原因，其危机损失并不是最严重的，而欧盟、日本、俄罗斯以及其他许多中小发展中国家的损失程度都显著超过美国。中国和印度虽然抗击危机能力较强，但两国经济增长也明显减速，失业人口达到了几千万。王至元教授还用“亦忧亦喜”来评价此次经济大危机的影响：“忧”，此次经济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困难；“喜”，此次经济危机将促成中国及人类思想的一次新的解放，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发展实践都将会迈向新境界！

    第二，重点探讨了此次美国和国际金融——经济大危机的系统性累积性根源。王至元教授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西方一些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试图把大危机根源限定在具体的金融产业和监管问题（这也反映在G20伦敦峰会公报之中），这种解释和反思是不能接受的。他指出，小小的次贷风波之所以能够引发美国和全球金融大海啸的蝴蝶效应，是因为次贷危机根源于美国整体经济的全面严重失衡和系统缺陷。王志元教授运用具体材料，着重从大危机形成因素的累积性、缺乏制度约束的美元本位体系（美元与黄金脱钩因而可以滥发美元）、美国制造业的衰落以及服务业和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美国从世界最大债权国脱变为最大债务国、美国经济从生产经营到生活消费的全面过度负债（美国作为最大的富国向全世界借钱透支消费和经营造成虚假繁荣的巨大泡沫）、美国企业治理、企业文化和商业伦理的严重弊端（如安然等大公司丑闻以及麦多夫巨额诈骗案）等多个方面，深入阐述了本次金融危机是美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系统性累积性大危机，并指出贫富差距悬殊是大危机最深刻的制度根源，美国政府政策的严重失误（特别是长期实行低利率货币政策和放松监管政策）也是大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并且，金融大危机亦是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的一次系统性累积性大危机。王至元教授强调，此次金融大危机给予中国的重大启示是：中国学术界应当重建自身的理论自主性，彻底摒弃对外国理论和外国模式的盲目崇信。对于此次经济大危机的发生，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总体上处于“事前无预测，事后乏对策”的尴尬境地，表明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着重大缺陷。中国人应当也必须独立自主地探索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和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目前则是应独立自主地探索经济大危机的深刻根源和应对之策。当然这种探索必定是艰难和曲折的。

    第三，启发性地简要探讨了中国应对国际经济大危机的治标和治本对策。王至元教授表示赞同我国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的看法，即国际金融危机不仅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困难，而且也充分暴露了我国原有经济发展方式的严重缺陷，所以我国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逐步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当前，由于世界经济危机使中国对外贸易急剧下降，造成经济增长减速，就不能不通过大规模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来扩大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这是由于消费需求受制于分配关系，因而扩大内需只能主要靠投资需求。但是从长远来看，要想解决此类危机，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关系，改变过分依赖外需和外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主要依靠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来发展经济。为此就必须坚决逐步改变不合理的分配方式和贫富差距过大的分配结构（特别是极不合理的城乡二元分配结构和行业垄断分配结构），坚决而有效地遏止两极分化，逐步较快地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然而，改变业已形成的不合理的分配结构是深化改革中非常艰巨的任务，必须下大决心大力气才能够完成。

    王至元教授主题报告结束后，科社所全体成员和他进行了互动交流。科社所副所长于燕燕副研究员提出问题，对于美国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次贷危机，中国应该怎样引以为鉴？王至元教授认为：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支柱产业，中央和地方政府一般都会大力扶持这类产业的发展。但过度扶持和监管不足会导致严重的经济泡沫，对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和普通民众住房消费极为不利。特别是现阶段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的利益关联过于密切而严重扭曲房市现象，这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科社所副所长左宪民副研究员提出：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对于中国是否存在中产阶级，该怎么看？王至元教授认为：中产阶级的标准和数量在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是不同的。美国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建立实行了较为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有利于社会稳定，但从里根政府以后贫富差距严重扩大，中产阶级人数已显著减少。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主客观的多种原因，贫富两极分化现象相当严重，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相对而言确实不多，这的确很不利于社会稳定。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当前的分配方式，逐步控制和缩小过大的贫富差距，并努力使中国中产阶级较快地发育壮大起来。科社所新进博士尤国珍提出：面对今年年中的经济好转迹象，中国经济能否从世界经济危机中率先走出来？王至元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能否真正恢复正常，要看两个条件：一是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的经济何时全面复苏，因为来自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外需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二是中国自身的经济增长方式如何调整，虽然采取了刺激经济增长的有效政策，但高失业率没有实质改变。经济增长速度回升并不能完全说明国内经济形势的全面好转。决定中国国内经济形势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即看是否主动及以多快的速度改革不合理的分配制度，进而从根本上逐步转变不可能长久持续的过度依赖外贸和投资需求的原有经济发展方式。

    论坛结束时，许传玺副院长作了论坛总结，他指出：此次学术论坛既是为了响应院里号召，也是科社所内部的一次重要的学习活动。当前，经济危机对世界影响巨大，并仍在持续，该如何认识和怎样应对是我们面对的重大课题。王至元教授所作的学术报告内容精辟、逻辑严密，全所同志认真听讲，积极参与互动交流，加深了对经济危机与中国的关系的认识，加深了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思考。希望全所同志继续关注现实、勤于思考，围绕各自专业研究方向加强研究，为推动北京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首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通过举办学术论坛活动，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全体成员都感到收获颇多。他们纷纷表示，要继续加强自己专业领域的研究，为全院发展和首都文化事业的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