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刊载在2013年第6期《贵州社会科学》上，是中国博士后第五十一批资助项目“唐代经学与文学互动研究”（编号：2012M510237）阶段性成果，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摘要：唐代国子学官纳入整个官僚运作体系，成为所有官职迁转中的一环。学官的迁转多与地方互动，发生于朝野之间。影响学官由地方迁入的要素主要是任职经历、用人政策、政治斗争、仕进风尚以及国子监的闲散特性等，由此形成五种基本迁入方式。学官迁出为地方官，多任刺史、节度使和观察使等，或入幕为诸府从事。学官迁转至地方，在兴学崇教、传播知识、改变习俗、稳定人口、促进区域文学发展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由此推进京城与地方之间的文化交流。

    关键词：唐代国子学官；朝野迁转；地方互动；地方影响

    唐代国子监下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律学、算学“六学”，前三者属于经学教育之学馆，后三者则是专门技术之学校。国子学官主要有从事教育管理的国子祭酒、司业、丞、主簿，以及承担教学的各馆博士和助教。对于国子学官的研究，学界多从制度层面研讨唐型官学体系，或从职务变动角度关注其迁转途径，而对学官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则较少注意。事实上，学官或在朝或在野，他们的朝野迁转促进京城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对区域文化和地域文学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拟从学官迁转的基本特点入手，探究其与地方之间互动的基本方式和路径，进而分析地方影响的形态和特征。

    一、学官迁转的基本特点

    唐代国子监历任学官总数，因为史料原因无法全部统计。不过，依据两《唐书》及出土文献等记载，其基本面貌大致可以把握。笔者曾对国子监学官任职及出身作过考证和统计，共考得学官503人次，其中行政管理人员（祭酒、司业、丞、主簿）300人次，教学人员（博士和助教）203人次。[1]381-410书学、律学、算学均为专门技术之学，暂未计入。总体来看，国子祭酒和司业的情况记录得较为详细，而博士和助教等官员则相对简略。

    唐代学官职务迁转情况的统计分析，主要有孙国栋先生《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2]165-169本文与孙先生的统计约有四点不同。其一，孙著据以统计的资料范围仅限于两《唐书》，而本文则扩充到各种资料，特别是出土文献的利用，使数据更为完备。其二，孙著只统计了国子祭酒和国子司业，本文则进一步对其他学官进行统计分析。其三，孙氏采用三分法，将唐代划分为初中晚三个阶段，本文则采用四分法，分成初盛中晚四个阶段。其四，对个别材料的理解不同。比如张后胤，孙先生统计为由刺史迁入。本文从张后胤乞骸骨及与唐太宗的对话来分析，认为张氏并没有到睦州赴任，其任国子祭酒当由燕王府司马迁入。

    国子祭酒初唐（618-712）迁入者，宰相2人，刺史3人，中书侍郎、吏部尚书、太常卿、太常少卿、国子司业、太子少保、太子右谕德、亲王师、王府司马各1人。盛唐（713-756）散骑常侍、秘书监、国子司业、御史大夫迁入者各1人。中唐（757-826）尚书右丞2人，侍郎6人，秘书监2人，刺史3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大理卿、大理少卿、太子宾客、谏议大夫、都护、节度使各1人。晚唐（827-907）宰相2人，散骑常侍2人，秘书监2人，太常卿、国子司业、太子宾客、节度使各1人。国子祭酒初唐迁出任职，散骑常侍2人，刺史5人，宰相、府尹、州别驾各1人。盛唐散骑常侍、太子宾客、刺史各1人。中唐尚书3人，散骑常侍2人，太常卿2人，府尹2人，刺史4人，宰相、侍郎、右拾遗、都护、州长史、观察使各1人。晚唐太子宾客2人，宰相、散骑常侍、尚书、太常卿、太常少卿、秘书监、刺史、州司户、观察使各1人。从这些统计数据来看，国子祭酒的迁入，初盛唐以州刺史和国子司业等官职为主，中晚唐则以各省郎官及秘书监居多。这说明学官择取的标准在不断变化，取用的范围也不仅限于京官，地方的刺史也是选任的对象。另外，从前后期的变化来看，前期选任重视学官专业性，后期则弱化专业特征，学官纳入整个官僚运转体系。迁出方面，初唐多学官迁出为州刺史，间或任散骑常侍等谏职。中晚唐则以尚书和刺史为多。总体来看，国子祭酒迁出后任职京官与任地方官的比例大致相当。这反映出国子学官并非长期在京城任职，与地方的交流沟通还是比较密切的。

    国子司业初唐迁入者，谏议大夫2人，国子博士3人，侍郎、侍御史、刺史、给事中、太常少卿各1人。盛唐太子中允、起居舍人、秘书丞、郎中各1人。中唐谏议大夫2人，刺史2人，郎中2人，著作郎、少府尹、幕府僚佐各1人。晚唐刺史、大理正各1人。国子司业初唐迁出任职，国子祭酒2人，右丞、太子庶子、亲王师各1人。盛唐尚书、中书舍人、郎中、御史中丞、国子博士、太子庶子各1人。中唐给事中、散骑常侍、太子庶子、少府尹、州司马各1人。晚唐太常少卿、国子祭酒、刺史各1人。由此可见，国子司业多从郎中、谏议、国子博士、著作郎等五品清官中择取，较少从地方官员中选任。其迁出，以国子祭酒和东宫官属为多，亦有少量的地方州刺史和司马。

    国子博士初唐迁入者，国子助教4人，太学助教、太学博士、员外郎各1人。盛唐员外郎1人。中唐员外郎、监察御史、司录参军、广文博士各1人。晚唐国子助教、员外郎各1人。初唐迁出任职，谏议大夫2人，给事中、太子率更令各1人。盛唐国子司业1人。中唐国子司业、郎中、员外郎、刺史各1人。晚唐谏议大夫、郎中、刺史、司马各1人。据此可知，国子博士（五品）主要从六品的国子助教、太学博士及员外郎中择取，其迁出多为正五品上阶的谏议大夫或四品的国子司业，亦有迁出为州刺史和司马者。应该说，这也符合唐代官员迁转的一般规律。

    国子学官作为教育管理和教学的施行者，具有较为明显的职业特点。因此，学官的选任就有很突出的专门性。这种专门性在唐初表现得尤为显著。比如贞观时期，故旧宿儒徐文远、陆德明、孔颖达、张后胤、谷那律、盖文达、盖文懿、赵弘安、赵弘志、萧德言等人，他们都学有专攻，是专职的经学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学官选任也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学官逐步融入整个官僚体系而官僚化，学术特征日渐萎退。这从上述的考察即可见出，无论是重要官员如祭酒和司业，还是普通官员如博士和助教，都纳入到整个行政运作系统中。有时甚至将学官授予军人，如国子祭酒李仲思即从云麾将军守右武卫大将军改任。[3]1388二是随着科举考试的日益重要，学官选任更加强调文学才能，特别是中唐之后，进士出身者任职学官的比例越来越大。三是学官迁转与地方关系较为密切。从选任对象的地域来看，学官多从京官中选拔，但也有一部分从地方官员中选用。学官的迁出同样如此，其中一部分继续在京城担任官职，另一部分则迁转至地方任职。通过以上分析，大致可以归纳唐代学官职务迁转的基本特点。其一，国子学官纳入整个官僚运作体系，学官成为所有官职迁转中的一环。其二，相比而言，初盛唐学官选任较为重视专业性，中晚唐则淡化学官专业特征。其三，国子学官选任多与地方互动，有利于京城与地方之间的文化交流。

    二、国子学官与地方互动的特点

    国子学官的朝野迁转，主要集中在品阶较高的国子祭酒、国子司业及国子博士等群体中，而国子助教、太学博士、太学助教、四门博士、四门助教，以及广文博士等，较少与地方发生关联。比如迁入，从目前所考知的情况来看，仅有李商隐由徐州府掌书记迁入太学博士一例。学官迁出至地方任职，在国子助教以下的人员中也较少发生，仅发现国子助教李绅入为金陵李锜幕从事，太学博士吴武陵出为韶州刺史，太学博士李商隐出为东蜀节度判官等几例。以下分别从迁入和迁出两方面加以考论。

    （一）学官由地方迁入的基本方式

    地方官迁入为学官，多从刺史、都护、节度使、方镇僚佐等官员中选任，其中又以刺史最多。迁入的方式约有以下五种。

    第一种方式是“学官——地方官——学官”，也就是曾任职学官，由于各种原因而外出为官，入朝继续担任学官。如韦嗣立，由许州刺史迁为国子祭酒，此前曾一度任职国子祭酒。[4]2873祝钦明，由申州刺史迁为国子祭酒，之前曾任国子博士。[4]4965阳峤，由魏州刺史迁入为国子祭酒，此前曾任国子司业。[4]4813郭山恽，由括州长史迁入为国子司业，景龙中曾任国子司业。[4]4971归崇敬，由饶州司马迁入为国子司业。此前因使新罗有功，曾迁升国子司业。[4]4019由学官到地方官再到学官的迁转模式，反映唐王朝学官选任崇重儒术的特点。文宗朝杨敬之由连州刺史迁为国子祭酒，《新唐书》本传述其成因，认为与“文宗尚儒术”[5]4972的大环境有关，即此迁转模式形成的很好说明。

    第二种方式是经由幕职入朝为学官。发现两例，一例是韦聿，据《新唐书》本传，韦聿元和初由淮南杜佑府迁入为国子司业。[5]4937第二例是李商隐由徐州府掌书记迁入为太学博士。《旧唐书》本传：“（卢）弘正镇徐州，又从为掌书记。府罢入朝，复以文章干（令狐）绹，乃补太学博士。”[4]5078由幕府而入朝为学官，是中晚唐士人以幕府为津梁的仕进风尚在学官选任中的反映。

    第三种是应政治斗争之需。如宋璟，由宰相—楚州刺史—魏·兗·冀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幽州都督—国子祭酒。宋璟由宰相贬为楚州刺史，是因为他在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的斗争中，极力支持后者而得罪前者，贬为楚州刺史是李隆基保全他的谋略，《旧唐书·宋璟传》：“玄宗惧，抗表请加罪于璟等，乃贬璟为楚州刺史。”[4]3032从由刺史渐转至国子祭酒，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从地方逐步迁移至京城的过程。李揆由睦州刺史迁入为国子祭酒，也与政治斗争相关。据《旧唐书》本传，李揆因得罪元载，在元载为相期间一直遭受打压，“元载以罪诛，除揆睦州刺史，入拜国子祭酒。”[4]3561李揆任国子祭酒只不过是从地方迁入京城的过渡，其后仕至礼部尚书，德宗朝充入蕃会盟使，加左仆射。

    第四种是作为权宜过渡。如裴胄为避父名讳，不拜京兆少尹而改任国子司业，[4]3508不久就迁任湖南观察都团练使，可见任国子司业只不过是暂时安排。冯定由郢州刺史入为国子司业也有朝廷权宜安排的意味。冯定强夺人妻和私用阙官田禄查无实据，但又碍于未能处理好与下属的关系，故稍作调整以杜绝非议。[4]4391从他不久转任河南少尹来看，国子司业无非是一个短暂的过渡。

    第五种是以学官为闲职而退养。如赵昌，由安南都护迁入为国子祭酒。据《旧唐书》本传，赵昌入为国子祭酒实为养疾，这主要与学官的闲散性质有关。所以当裴泰为当地人驱逐后，朝廷又以赵昌为安南都护。[4]4063

    从上述学官迁入的五种基本方式中，可以看到影响学官选任的因素主要有被选者的经学素养、朝廷的用人政策、政治斗争、文人仕进风尚、国子监的闲散特性等。

    （二）学官地方任职的基本路径

    国子学官迁出到地方任职主要有以下路径：一是迁出为州刺史，二是转迁为为节度、观察等使，三是入幕为诸府从事。

    其一，学官迁出为州刺史。此种情况较为常见。如郭正一由国子祭酒迁出为晋州刺史。[4]5010国子祭酒祝钦明，因倪若水劾奏“素无操行”[4]4970而出为饶州刺史。李峤以附会张易之兄弟，出为豫州刺史。未行，又贬为通州刺史。[4]2995乔琳由国子祭酒转任怀州刺史。[4]3576冯伉由国子祭酒转任为同州刺史。冯伉系贞元元和时期大儒，尝著《三传异同》三卷，从同州回京后，复领太学。[4]4978杨汉公，由国子祭酒转任同州刺史。[5]5249张次宗，由国子博士转任舒州刺史。[4]3613阳城，由国子司业迁出为道州刺史。[4]5133韩愈由国子博士迁出为潮州刺史，量移袁州刺史。学官出为州刺史，多为贬官，如郭正一、祝钦明、李峤、阳城、韩愈等皆是。但也有因升迁转任刺史的，如杨汉公迁同州刺史，《新唐书》本传载郑裔绰反对之辞：“同州，太宗兴王地。陛下为人子孙当精择守长付之，汉公既以墨败，陛下容可举剧部私贪人？”[5]5250可见，汉公刺同州当为升迁。由学官直接转任州刺史者，多发生于国子祭酒、国子司业及国子博士等高级官员之中。

    其二，转任节度、观察等使。如孔戣，由国子祭酒转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4]4098李逊，由国子祭酒转任许州刺史，充忠武节度、陈许溵蔡等州观察处置等使。 [4]4124高重，由国子祭酒转任鄂岳观察使。 [5]3843裴胄，由国子司业转任湖南观察都团练使。[4]3508李麟，由国子祭酒转任河东太守、河东道观察使。 [4]3339学官出为节度、观察等使，有三个特点：一是选任的对象主要是国子祭酒和国子司业等高官；二是被选者多为品行忠正之士，如孔戣、高重、李麟等人；三是被选者此前或有方镇节度的经历，如李逊等。

    其三，由国子学官出为诸府从事。如窦庠，由国子主簿出为武昌韩皋幕府推官，再转为浙西节度副使。[4]4122李绅，由国子助教出为李锜幕从事。[4]4497李商隐，由太学博士入为东蜀节度判官。[4]5078由国子学官入幕为诸府从事，多发生于品阶较低的学官之中，如正六品上的太学博士、从六品上的国子助教以及从七品下的国子主簿等。

    上述三种情况之外，国子学官迁出任职地方官还有其它多种路径。如韦嗣立由国子祭酒迁出为饶州长史。[4]2869宋璟由国子祭酒迁出为广州都督。[4]3032徐浩，由国子祭酒迁出为庐州长史。[4]3760郭山恽，由国子司业迁出为括州长史。[4]4971归崇敬由国子司业迁出为饶州司马。[4]4019吴武陵，由太学博士迁出为韶州刺史，再贬为潘州司户参军。[5]5792裴耀卿国子主簿转任长安令。[4]3080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国子学官迁出为地方官的路径较宽，反映了学官与地方之间互动的密切程度。

    三、国子学官的地方影响

    国子学官从京城转任地方官职，在文化交流和信息传播等方面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不过，由于史书对学官地方任职情况的记载往往一笔带过，因此很难全面把握。从现有资料看，学官到地方任职，可以用“善政”来概括。如高重由国子祭酒转为鄂岳观察使，《新唐书》本传云“以美政被褒”[5]3843。裴耀卿历宣、冀二州刺史，《旧唐书》本传亦云“皆有善政”[4]3080。归纳起来，学官到地方任职，作出了以下几方面的贡献：

    其一，兴学崇教。以韩愈为例，韩愈贬谪潮州对地方教育非常重视，拿出自己的俸禄来办州学，并延请当地秀才赵德为教师，一时风气大变。其《潮州请置乡校牒》云：“此州学废日久。进士明经，百十年间，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庭，试于有司者。……赵德秀才：沈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请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6]691-692后世对韩愈潮州兴学善举评价甚高。苏东坡《潮州韩文公庙碑》说：“始潮之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人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7]509

    其二，传播知识技能。地方百姓囿于见闻，知识不广，在生产生活方面都很受限制。从京城迁转而来的学官，多具阅历和知识。技能的传授，改善了僻远落后地区的生存状况。比如宋璟自国子祭酒贬为广州刺史，传授当地百姓烧制泥瓦和建筑技术，改善居住条件，使他们免去了遭受火灾的祸患，当地人立碑纪颂。《旧唐书》宋璟本传：“广州旧俗，皆以竹茅为屋，屡有火灾。璟教人烧瓦，改造店肆，自是无复延烧之患，人皆怀惠，立颂以纪其政。”[4]3032

    其三，打抑豪强维护公平。地方豪强剥削百姓，富商巨贾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这种现象在唐代也是比较普遍的。国子主簿裴耀卿转任长安令期间，推行多种举措打击无良商人，平抑物价，保护百姓利益。《旧唐书》本传：“及睿宗升极，拜国子主簿。开元初，累迁长安令。长安旧有配户和市之法，百姓苦之。耀卿到官，一切令出储蓄之家，预给其直，遂无奸僦之弊，公私甚以为便。在职二年，宽猛得中。及去官，县人甚思咏之。”[4]3080

     其四，赎释奴婢移风易俗。唐代的奴隶问题比较严重，特别是在福建、黔中和岭南等偏僻之地尤为突出。唐律虽然规定“略人，略卖人为奴者绞”[8]369，但事实上这种现象仍然普遍存在。韩愈《应所在典帖良人男女状》：“准律不许典贴良人男女作奴婢驱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检责州界内，得七百三十一人，并是良人男女。准律计佣折直，一时放免。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债负，遂相典贴，渐以成风。名目虽殊，奴婢不别，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实亏政理。袁州至小，尚有七百余人；天下诸州，其数固当不少。今因大庆，伏乞令有司重举旧章，一皆放免。”[6]604从“袁州至小，尚有七百余人；天下诸州，其数固当不少”中，可以看出当时人口贩卖情况的严重程度。因此，解救赎买奴婢成为地方主政者的重要事务。

    国子学官到地方任职，在赎释奴婢方面堪为代表者，主要有韩愈、孔戣和阳城。韩愈释放奴婢，不止发生在袁州刺史任内，在潮州刺史任上同样有这样的举措。皇甫湜《韩愈神道碑》说：“掠卖之口，计庸免之，未相直，辄与钱赎。及不还，著之赦令。转刺袁州，治袁州如潮。”[3]7038孔戣在广州刺史任上，做了很多实事。其中赎放奴婢一事受到时人称赞。《旧唐书》本传云：“戣刚正清俭，在南海，请刺史俸料之外，绝其取索。先是帅南海者，京师权要多托买南人为奴婢，戣不受托。至郡，禁绝卖女口。……韩愈在潮州，作诗以美之。”[4]4098阳城转任道州刺史，史书记载的第一件功绩即是“禁良为贱”。《旧唐书》本传：“道州土地产民多矮，每年常配乡户，竟以其男号为‘矮奴’。城下车，禁以良为贱。”[4]5133

    其五，黜免税赋稳定人口。唐代偏远地区由于开发较迟，生产亦较落后，百姓生活艰辛。为了稳定当地户口，地方官员大多从减免赋税方面着手。阳城由国子司业贬为道州刺史，在赎释奴婢之后的另一件重要事情就是黜免税赋。关于这次抗税过程，《旧唐书·阳城传》记载得较为详细：“赋税不登，观察使数加诮让。州上考功第，城自署其第曰：‘抚字心劳，征科政拙，考下下。’观察使遣判官督其赋，至州，怪城不出迎，以问州吏。吏曰：‘刺史闻判官来，以为有罪，自囚于狱，不敢出。’判官大惊，驰入谒城于狱，曰：‘使君何罪！某奉命来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因不复归馆；门外有故门扇横地，城昼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辞去。其后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义不欲按，乃载妻子行，中道而自逸。”[4]5133传记颇具戏剧性。阳城似乎很无赖，但仔细想来，其实是机智和幽默的表现，亦是无奈之举。不管怎样，他通过这种方式最终实现了抗税目标，为当地百姓的稳定提供了保障。

    此外，学官出为地方官还对区域文学产生重要作用。比如韩愈在贬谪潮州和量移袁州期间，就对两地的文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形成以他为中心的区域文学群体，推动两地与外界的交流和沟通，进而扩大潮、袁二州的文化影响力。关于这个论题，笔者另有专文详述。[9]73-78

    国子学官到地方任职大多有“善政”之誉，究其原因，恐怕与学官这个职业有关。一般来说，学官更多地接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强烈的责任感往往外化为善行。学官大多重视教育，具有弘道的自觉意识。唐初经学家如孔颖达、盖文懿、盖文达、谷那律等人不必多讲，即使是在中宗朝被称为“逍遥公”的韦嗣立，也是非常关注教育的，曾上书武则天要求广开庠序尊师重教。[4]2866-2869再比如睿宗时阳峤入为国子祭酒，大力引荐名儒任教职，严格要求学生。《旧唐书·阳峤传》：“时学徒渐弛，峤课率经业，稍行鞭箠，学生怨之，颇有喧谤，乃相率乘夜于街中殴之。上闻而令所由杖杀无理者，由是始息。”[4]4813-4814冯审入为国子祭酒，曾上书文宗，琢去国子监《孔子碑》篆额“大周”二字，而代之以“大唐”，这在当时认为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4]4392归崇敬在大历年间任职国子司业期间，曾多次上书代宗，建议改革学制和考试制度。[4]4016-4019所有这些，无不表明学官强烈而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而这种儒家情怀正是学官任职地方继有善政的精神源泉。

    参考文献：

    [1]吴夏平.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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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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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长孙无忌.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9]吴夏平.从学官角色看韩愈贬潮与区域文学影响[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